近一段时间，关于医院科研问题的讨论不绝于耳，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形势，这估计很难说出个所以然。既然如此，也就不需要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根本就不知道原因的问题，有讨论的必要吗？

但是，关于医生是否需要做科研，这个问题还是值得商酌一下，因为这是与个人有关的，讨论的范围也就不太大。毕竟能跟人有关的事情，不外乎与利益有关！

既然说到利益就还是与收入有关，这也是关系到每一位医生切身利益的首要关注问题！

首先，东方国的医生收入不仅与所在工作地区、医院等级有关，还与自己的职称有关。这就与其它发达国家的临床医疗体系中的分配制度有所不同。

发达国家的临床医疗体系的分配制度，由于建立之久远，早已形成了一个固定、被广泛接受且被认可的模式。

一般情况下，由于发达国家多数为地广人稀的国情，而享受服务的患者是医疗支出的主体，这就决定了医生收入差别的根本情况。在这一点上，东方国与发达国家基本趋于一致，比如大的中心城市、东部沿海地区与南方经济强区，这里的人口聚集，医保充足，医疗行业的收入普遍要高于内地。

但是，医疗体系内部的二次分配，东方国的分级就较发达国家复杂的多。比如发达国家采用的二级制，即住院医师与主治医师两个等级；而东方国则又增加了两个层级，即所谓的高级职称：副主任医师与主任医师。实际上，仔细从内因上来分析，这很容易理解，毕竟东方国人口众多，所需的医师数量也是远高一个数量级。如果紧紧按两个层级来分，那就会造成每个层级的人数拥堵，且容易形成固定模式，无法促进医师的继续学习动力。所以，再增加两个职称层级，可以说是管理者认真思考国情而设立的有效管理的制度。而发达国家本来就经济水平高，再加上人口基数小，也就不需要再对主治医师进行细分了。

正因为较发达国家有了更多的细分，就不得不多出来进行细分的考核方案。

自由以来，考核方案不外乎就那几种方法。东方大国自从有了科举取仕以来，就在考核的方法不断的发展，再加上吸收国际上的考查方法，创造出合适的方案根本不是问题。

存在即合理，所以现在的考核方案之所以能被一直使用，即使已经造成了不断的异议，但仍然没有进行改变。究其原因就在于，不能只提出问题，还有给出解决方案。如果在没有新的可行的解决方案出来之前，就将现有的方案取消，那将造成很大的混乱。所以，老话就用到这里了，就是“以不变应万变”！

既然是层级，就要有所不同的待遇，反映到现实就是收入的差别。归根到底仍然是市场上没有那么的资源来让所有的医师享受同一待遇，所以只能分出个三六九等。这也就是实现共同富裕是非常不容易的。所有，有些外行人认为，既然要求医生做科研，就要给予更好的待遇才行，否则怎么会有人去主动做科研？是不是就已经不成立了！做科研是有回报的，而且是大回报，因为没有科研，你就无法晋升职称，无法晋升职称，你就无法享受到更高层级的待遇！

好了，资源就那么多，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如果你还有想法，就还是努力达到晋升的标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逛街的口头禅“早买早享受”，放到这里也是适用的。努力吧！

下面我们来看看一个圈子外的医生是如何看待东方大国的同行们的，这个视角还是很有意思的！

【引文】：

国内很多临床医生背负着临床和科研两个重担，事实上并非所有的医生都能做出高质量的科研工作出来，只有经历长时间的系统培训才能够培养出医学科学家。在昨天的文章中，我们介绍了美国研究型医生的艰难成长之路。而如果把做科研发论文与医生工作的评价体系挂钩起来，不仅会让许多医生被动地去做科研，也可能会出现学术不端，这也是2017年中国107篇论文被撤稿发生在医学界的原因之一，重压之下必有人铤而走险。

本文的作者为临床医生主动做科研提出几点建议，其中一点是，“要提高医学科学家的待遇”。

撰文 | 韩毅冰（澳门镜湖医院）

责编 | 叶水送

如果单纯问“临床医生该不该做科研”这样一个问题，当然是应该做。这相当于问“高产奶牛该不该去耕田”。不是该不该的问题，而是在有限的时间内，能不能、愿不愿、会不会、专不专，低效率的耕田与高效率产奶何者对社会的贡献更大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伪问题”。

怎样才能让临床医生自觉地做科研，这是国家政府层面的决策性大问题，做为一个小小的私立医院医生，我只能提出几点的看法。

1. 多数中国临床医生是被动做科研

每个三甲医院都在争抢国家基金项目，鼓励医生发表高水平文章，职称晋升要看文章，甚至按照SCI分数进行年终奖励。“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是随着医院的实力不断增加，这种奖励制度必定不能长久执行，将来的“勇夫”会越来越少。

做为临床医生，做科研的同时其他工作一点儿也不能少，责任一点儿也不会减。即使医院行政部门同意给医生时间去做科研，医生也不得不自己承受因为做科研而落下的临床服务及各种隐形的“好处”。

因此，大多数医生心里虽然认可科研的重要性，但也没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去做科研。评职称必须要发表文章，多数医生也只是为了评职称被动地去做科研而已。

2. 临床科研大多发不了高分文章

临床第一线的医生，熟悉本领域技术的现况和需要发展以及改进的项目。但限于时间和科研条件所限，总是很难实现自己的想法。同时，这些能够解决临床需要的项目，通常不会沾上“高大上”的名称，即使费尽全力也只是发表在SCI影响因子在2～3的一般临床医学杂志的文章。

在国内三甲医院管理人的眼中，绝对不会“一鸣惊人”。但是，就是这样的研究才是临床真正需要的研究，怎样建立一套有别于SCI评分的系统，去客观评价一篇医学论文的价值，需要更多的专家去探讨。

3. 科研大牛的文章需要“转化”到临床研究

科研大牛的文章影响因子动辄在20～30，有的甚至超过50，但一般解释的是科学问题，而不是临床医学问题。从医学科学的原理到应用，需要更多的应用型研究进行“转化”。所以，医学研究需要“金字塔”型的研究类型分配。

在“塔尖”上，需要国家队、具有顶尖技术配置的研究所进行科学原理的研究，目标是发现推动科学进步的新发现和新理论，而处在“塔座”和“塔身”上的更多研究则侧重于临床技术的具体问题及服务上的细小问题，提高医学服务质量。

“转化”研究也是必不可少，例如，具体研究在动物上发现的某些理论，是否在人类身体内以相似的机制运作等等，虽然是非原创性的研究，依然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4. 医院对医学科学家的吸引力低

在美国，培养一个医学博士（MD）的投入远远高于任何一个学科的哲学博士（PhＤ）。中国目前虽然医科大学的学费与其他大学相似，但正在执行的“临床型医学博士”（MD）、博士毕业后的“临床医生培训计划”也是类似于美国的8年医学博士教育、临床医生培训和执业医师考试（USMLE），而且所需时间和工作强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此，临床医生经过如此“千锤百炼”之后，必然期望与美国医生大致的年薪接近。很遗憾的是，除个别外企医院外，一般公立医院医生的收入远远达不到美国执业医师的水平。更遗憾的是，同样经历了严格科研培训的PhD们，也就是未来的医学科学家们，他们的收入还不如公立医院的临床医生，至少他们没有临床医生的荣誉或灰色收入。

医学科学家不是医院的主流，真正做科学的人不会选择医院做为科学研究的平台，而能够做临床的MD，除非个人特殊原因，也不会主动放弃临床，去做医学科学家。大学附属医院的主任级MD，有的同时也是大学教授，这些身兼两职的MD教授，偏重的是指导临床医生，像他们这样，做出像样的科研需要付出双倍的努力。

5. 临床医生停下临床做科研，需要勇气和经济保障

曾有一位令笔者敬佩的院长，他是妇科医生，为了得到国家科研基金的支持，停下手术两年，专门去读文章，做科研积累，最终获得了国自然的支持，并以此为起点，不断获得更多的科研资助，做到了所在领域的国内领先地位。

但在停下手术的这两年内，他损失了什么，恐怕只有他自己才清楚。如果当时他没有拿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后果将不堪设想，重返临床第一线都将不能保证。这样的尝试，对一般的医生来讲，就是冒险。

综上所述，如果想让临床医生主动地做“高质量”的科研，需要为他们配备高素质的医学科学家。就像分子伴侣（Chaperone）那样,让这些医学科学家把临床与科研“链接”起来、“转化”出来。而能让有真才实学的PhD学生涌入医院，就需要提高医学科学家的待遇。

没有科研的临床服务就像“瘸子”，能走路但是走不远；没有临床指导的科研就像“瞎子”，方向也许一开始就可能错了，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不能转化的牛角尖上。只有临床医生与医学科学家结合起来，才能做出高质量的科研。